早上八点，北京市丰台区一快递网点已是一片忙碌。分拣员小苏熟练地扫描着包裹配资好评股票配资网站，手中的包装材料却不尽相同。有的是印有明显“可降解”字样的塑料袋，有的则是常见的透明塑料胶带缠绕的各色瓦楞纸盒。
这一幕在全国多地的快递网点上演。“双十一”大促开启，主流电商平台跑步进场，个护、美妆、服装、3C数码产品促销活动陆续袭来，物流行业的年终大考开始了。
我国快递业务量持续高速增长，已经连续 11 年稳居世界第一。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，2024 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 1750.8 亿件，同比增长 21.5％；2025 年这一数字预计将突破 1900 亿件，较 2020 年实现翻倍。行业扩张的同时，包装物消耗与环境压力也同步攀升。
据报道，2023年快递包装废弃物已接近2000万吨。在北上广等特大城市，其增量甚至占到生活垃圾增量的93％以上。其中，不可降解的塑料胶带、塑料袋因难以有效回收，成为环境治理中尤为棘手的“顽疾”。
禁塑进度参差，中小网点与特殊品类成短板
快递包装物，含运单、编织袋、塑料袋、封套、瓦楞纸箱、胶带以及各类缓冲填充物等。
“目前，我国快递包装物的整体回收率不足20％。”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绍晴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仅有大中城市及部分发达地区，通过社区定点投放、智慧监管平台等技术手段能实现对塑料垃圾的基本收集，大部分流向了垃圾焚烧厂或填埋场。减量化与可循环利用，是从生产、流通到消费全链条实现资源节约与废物削减的核心策略。
实践中，头部企业已率先展开多元探索。京东物流今年“双十一”新推出0.035mm厚度合金袋，进一步降低原材料用量。同时大量采用自动化包装设备，自动包装卷膜代替传统的快递袋，减少快递袋胶水的使用。顺丰今年3月开始试点的循环箱可重复使用30次以上，将持续加大使用量。极兔速递则在示范站点与重点城市布局包装回收装置，构建从使用到回流的闭环体系。
然而，行业的绿色转型并非同步演进。“总体来说，头部企业的良好做法提供了示范作用，但中小企业承受能力相对较低，在实际执行层面的表现也是参差不齐。”陈绍晴说。
广东一加盟制快递网点负责人在采访中坦言：“循环箱需额外人力投入清洗、管理，这种压力在三、四线城市更为突出。”多家社区快递网点亦表示，目前仍以部分替换或优先清旧作为过渡策略。在生鲜、易碎品等特殊寄递场景，对包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一方面要确保防潮、防震、防压等防护性能，另一方面又要满足环保减塑。“这样的箱子，市场上经济普适的选择并不多。”广州某生鲜电商供应链负责人透露，“B端采用了可生物降解的新型保鲜箱，C端订单目前仍以普通泡沫箱为主。”
“这种混用的局面，可能会导致两者最终都以混合垃圾的形式进入焚烧厂或填埋场，造成可回收资源的浪费。”陈绍晴指出，即便有垃圾分类和分拣环节，也会增加末端处置的负担和成本，不利于实现包装材料的有效循环。
为何仍受“塑”缚？
全面禁塑仍存在不确定性。采访中，多位物流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均提到，成本、技术、回收体系等多重因素交织形成“拦路虎”。
“生物可降解材料（如PLA、PBAT）价格是传统塑料的3倍以上，且原材料依赖植物纤维，产能有限，难以满足需求。”京东物流绿色包装实验室工程师郭润谈道。据了解，即使是高频使用的全降解防水袋、可降解胶带等材料，其成本也比传统塑料高出三至五成。
对利润本就不高的中小快递企业，这是一笔沉重的开支。头部企业即便有投入能力，在每天数以百万计的包裹量面前，也面临巨大的规模压力。成本与产能，成为横亘在绿色转型路上的第一道，也是最现实的一道坎。
除了成本，标准也不统一。“当前新型环保材料仍缺乏统一标准，比如双易标准（易回收、易再生）尚未在全行业推开，直接影响了大范围应用的效果。”顺丰集团绿色包装项目负责人沈琪说。
包装涉及全链条，快递企业独木难支。目前我国回收体系尚不完善，工业堆肥设施覆盖率低，家庭堆肥条件不成熟，导致降解袋实际处理效率受限。快递包装涵盖包装厂商、电商平台、快递企业、消费者等多个主体。商品包装、电商包装、寄递包装混合在一起，快递企业难以单独承担回收责任。部分电商商家为追求包装美观，过度使用塑料填充物，快递企业即使想减塑，也难以干预上游包装设计，产业链协同不足导致单打独斗难以为继。
此外，采访中部分消费者表现出分类意识薄弱，认为“可降解包装可以随意丢弃”，导致混投。也有少数消费者对循环箱存在卫生顾虑，不愿接受循环包装配送。这些消费习惯层面的问题，进一步降低了回收效率与循环包装使用率。
快递包装的绿色转型绝非单一环节的努力所能完成。业内人士指出，唯有打通全链条的堵点，才能真正解开这道“塑”缚之结。
快递垃圾，如何破局？
2020年1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》，明确要求到2025年底全国邮政快递网点禁用不可降解塑料包装袋、塑料胶带及一次性塑料编织袋。如今，距离这一节点已不足百日，快递行业能否如期交出答卷，成为行业内外关注的焦点。
对此，陈绍晴表示，从“鼓励性”政策转向“强制性”条例，既需要新执行标准的有力支撑，也离不开严格的制度保障。破局的关键，在于构建一套合理的责任和成本的分摊与消化机制。1900亿件包裹量的绿色转型，绝非百日冲刺的短期攻坚，而是需要政策帮扶、企业带动与社会参与的长期变革。
政策层面已率先发力。今年6月，新修订的《快递暂行条例》正式施行，其中专门增设“快递包装”章节 ，不仅从制度层面确立了快递包装“绿色化、减量化、可循环”的发展方向，更明确了各环节责任主体，成功填补了长期以来快递包装治理的制度空白。
“过去几年，监管政策的持续完善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清晰方向，是行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。”极兔速递公共事务经理严叶雷表示。他建议，除了强化监管，政策在激励引导与标准细化上仍有巨大潜力。例如，在现有政策框架下，若能进一步完善快递包装减量率、循环率、回收率等量化指标，明确具体执行路径与考核口径，将让企业在推进绿色建设时更有操作依据。
政策先导基础上，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更需打通全链条协同的堵点。多位业内专家与从业者在采访中提及，各主体需各司其职、联动发力。头部企业可联合科研机构攻关低成本生物基材料，同时推动绿色包装标准统一，避免因标准碎片化推高行业转型成本；电商平台可将包装环保指标纳入商家准入与流量分配规则，对采用绿色包装的商家给予倾斜，同时联合快递企业推广“商品原包装直发”，从源头减少二次包装浪费；快递企业与电商品牌还可进一步联动，将绿色减碳与消费行为绑定，比如通过碳积分激励、“绿色包装付费选项”、借鉴 “一次性餐具选择”模式设置环保积分等方式，推动包装选择差异化，提升消费者参与度。
陈绍晴认为，这样的协同实践，不仅能让环保责任真正落地，更能帮助企业将“绿色属性”转化为品牌竞争力，最终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可持续性的双向共赢，完成从“要我绿色转型”到“我能转型、我要转型”的主动转变。毕竟，破解快递包装的“塑”缚，从来不是依赖某一种新材料或某一项政策，而是需要每个环节都愿意为绿色多走一步的共识。
（中国新闻周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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